美国记者曾忆重庆大轰炸：数千男女被烧死
日军拍摄的重庆大轰炸。
一次轰炸之后，重庆满城瓦砾。
本报记者 董少东
今年2月25日下午，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案一审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法庭宣布188名中国原告败诉并驳回其诉状。
70多年前，这些来自中国民间的原告经历了一次“空中大屠杀”。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间，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狂轰滥炸。
侵华日军妄图以恐怖、凶残的轰炸，摧垮中国的抗战意志，对重庆实施了“无差别轰炸”，即不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非军事设施的野蛮轰炸。山城重庆一次次湮没于血火中，数万城市平民死伤，数十万人家园被毁，在城市废墟中颠沛流离。
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团的成员们称自己是大轰炸“遗民”，他们的身上有日本炸弹的伤痕，他们的心里抹不去失去亲人和家园的伤痛。从2002年开始，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们联合起来，开始了对日本政府的民间索赔。
花岗劳工、慰安妇、731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迄今已走了二十多年，提起诉讼近30起，至今尚无一例取得最终胜诉。重庆大轰炸对日索赔的一审判决，又增加了一次败诉的案例。
但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并不会就此终止。一审败诉的结果，其实早在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的预料之中。判决结果一出，出庭代表就宣布：判决结果不公正，将继续上诉，直至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
“过程比结果重要”
相对于一审败诉的结果，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团长粟远奎觉得，更难以接受的是日本主审法官的轻慢态度。
“我在原告席，和法官距离只有三四米，可他的声音我根本听不清楚。”粟远奎说。这并不是因为听力的问题，他今年82岁，但身体硬朗，耳不聋眼不花。
2月25日下午的东京地方法院审判庭上，日本法官机械地快速宣读着审判书，声音小得像是在耳语。几个耄耋之年的中国原告都不懂日语，日本法庭也没有依照惯例配备翻译。
不到一分钟，日本法官读完审判书，随即转身离去。粟远奎有些不明所以地愣在当场。旁听席上的议论声、嘘声响了起来，嗡嗡一片。有人冲着法官用日语喊了一声。粟远奎后来听身旁的日本律师说，那是在向法官表示不满。
“败诉了。”直到走出法庭时，粟远奎才在日本律师的口中明确了庭审的结果。他对此早有准备，一走出法庭大门，他就向围拢上来的中日媒体宣布：判决结果不公正，我们还要继续上诉，直到日本政府道歉、赔偿。
这个目标何时能够达到，甚至能不能达到？粟远奎不知道，但这不影响决心：“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的过程比结果重要。”
“草率”，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中方首席律师林刚对判决结果如此评价。在过去长达9年的时间里，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代表先后赴日31次陈述受害事实，并对日赔偿案提出4次诉讼，就是为了能有公正的判决。对比之下，2月25日的判决从开庭到结束总共不过15分钟，其中宣判环节时长仅为3分钟，宣判词的宣读仅持续48秒，过程极为匆忙。而日本政府派出的代理人只向法庭呈交了书面答辩，在三十多次的庭审中几乎一言不发。
对继续上诉的结果，林刚并不乐观，但他和粟远奎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过程比结果重要。”
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的一审虽然败诉了，但这次宣判引起的关注是空前的。中国遭受的苦难、日本发动战争的罪恶，通过审判过程让更多的人了解、反思，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最大意义。
日本侵华期间，施加在中国身上的苦难罄竹难书。在那段苦难深重的历史中，重庆大轰炸却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段模糊的记忆。
作为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幸存者，粟远奎时常感慨今人对那段历史的陌生。
“重庆渝中区有条五四路，你知道它为什么叫‘五四路’吗？”粟远奎问记者。这个问题他问过很多人，即便是重庆人，十有八九给出的也是错误的答案，“你大概也会觉得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错！”
五四路一带，是重庆最繁华的核心区域，那里有重庆最大的商场“大都会”，有数家银行在重庆的总部。重庆人说，这里是重庆的CBD。七十多年前，这条路叫简家桥，有着和现在不相上下的繁华。那时的重庆人将这里称为“上半场”，与之对应的是普通市民聚居的下半场。
1939年5月3日、5月4日两天，日本从空中投下的炸弹，把“上半场”炸成了人间地狱。美国《时代》与《生活》杂志驻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贾安娜目击了这一幕地狱场景：“炸弹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袭击了重庆。看见的东西，如尸首、血淋淋的人，以及数十万挤不进防空洞的人们……日本的燃烧弹引起了几十处火头，在一两个钟头内延展成了许多火堆，永远吞没了那些古老的街巷。在后街、小巷，以及转弯抹角的殿堂里，数千男女被烧死，没有办法救。”
1940年简家桥一带重建后，为了警示后人，这才命名为“五四路”。
西南大学教授潘洵是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也是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专家团成员。他坦陈，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而且学的是历史专业，但在很长时间里，他都不知道有重庆大轰炸。直到1994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重庆市政协当时组织编写《重庆抗战丛书》，潘洵参与其中，这才开始接触重庆大轰炸的历史。
实际上，国内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直到近年来才形成了相对集中和“突破性进展”。2011年，《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式发布，首次向世界公布了重庆在抗战时期的确切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数据。重庆遭受的伤亡和损失，都来自长达5年半的大轰炸——直接伤亡32829人、灾民172786人、财产损失100亿元。
最新的研究成果发布于去年7月，首批2660名重庆大轰炸遇难同胞名单公布，填补了重庆大轰炸研究无受害者个体资料的历史空白。
在日本，重庆大轰炸就更不为人所知了。林刚告诉记者，与其它民间索赔案不同的是，日本政府和侵华日军从一开始就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等罪行极力掩饰、歪曲，并销毁了大量历史文件证据。而重庆大轰炸不仅被日本媒体作为日军显赫战绩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图文报道，更可在日本各种历史档案中找到极其详尽的记载。重庆大轰炸在现在的日本不为人所知，原因在于日本长久以来都将这个罪孽深重的战争罪行当成正常战争行为，从未予以关注。
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团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此前还是“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案”的律师团成员。促使他帮助中国原告在日本打这场官司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日本“显性的”重庆大轰炸比“隐性的”细菌战更不为人所知。一濑敬一郎曾对林刚说，细菌战在日本之所以有现在的知名度，与那场持续了10年的索赔官司有很大的关系。在法院审理731部队一案的同时，日本很多学会、媒体都参与到了关于细菌战是否存在的大争论中，仅日本国会就举行过3次专门答辩。“通过法庭答辩告诉大家曾经发生过什么，也许比最后的胜诉更有意义。”
无差别轰炸
林刚介绍，日本政府的抗辩理由主要有三：一是重庆大轰炸是战争行为，损害不可避免；二是日方用来否定国家责任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国家无答责”，即公权力行为侵犯公民权益，也无需承担法律责任；第三，日方认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已经解决了日本国的战争责任，包括民间个人的请求权。
对于以上理由，林刚不能认同。日本政府所引述的“国家无答责”理论主要基于日本《明治宪法》，与国际通行条约相违背，这是以国内法抵抗国际法。而事实上，中国早已多次重申，对日本放弃的是国家战争赔偿，而非民间索赔。
至于日本政府该不该为重庆大轰炸负责，我们首先应该看看，当年这个“公权力”在重庆大轰炸中是如何使用的。
1939年6月1日，日本《外交时评》杂志报道了两次针对重庆的规模空前的大轰炸，也就是著名的“五三”、“五四”轰炸。这篇报道引用了日本海军报道部部长讲话（日本当时没有专门的空军，航空部队分属海军、陆军），语气轻松张狂：“时值夏季空袭的好季节，我海军航空部队鹏翼下尽收中国全土，蒋政权气数有限，上苍也叹无藏身之处。辗转迁都，幸与不幸，真是劳民伤财。我航空部队偶然有炸弹伤及市民之处，市民也应有牺牲的觉悟，这也是常识。只要抗日政权继续存在，首都选在何处，麻烦便会殃及该地。”
“首都选在何处，麻烦便会殃及该地。”是为日本轰炸重庆的直接原因。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利，日军迅速逼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10月29日南京的国防最高会议中，蒋介石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称，在全局主动退却的时期，“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而重庆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襟江背岭，浓雾蔽城，易守难攻”，可以作为“国民政府驻地”。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以重庆为战时首都。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有245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文教、科研机构迁入重庆，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也在重庆设立大使馆，加上战时新建的大批工商企业及科教文卫单位，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军事指挥中枢、外交中枢和“抗战时期工业的生命线”。到1939年，重庆市区9.3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市民数字一下子膨胀到了150万人。
就在国民政府紧张地开始迁都举措的同时，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
不区分军民目标，对平民和非军事设施进行全面轰炸，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无差别轰炸。这种轰炸的结果，必然是无数平民的死伤。根据日内瓦公约，军事作战不得袭击无辜平民，这是所有国家的共识，也是几十年后重庆大轰炸幸存者对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的法理出发点。
在日本明确规定航空部队实施无差别轰炸的作战方法几个月前，西班牙内战中的小城格尔尼卡遭遇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无差别轰炸。那次轰炸的实施者是二战中与日本结成轴心的法西斯德国。毕加索以此创作了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作《格尔尼卡》。
二战之中，德军占领了巴黎，很多德国人前往毕加索的艺术馆参观。据说，有德国军官看到《格尔尼卡》扭曲、惨痛的画面后，十分费解地问毕加索：“这就是你的杰作？”毕加索答道：“不，这是你们的杰作。”
《格尔尼卡》是警示战争灾难的文化符号，也使格尔尼卡的悲剧永远留在了人类伤痕累累的记忆中。不过，对比轰炸的规模、损失程度和实施者的战略意图，重庆大轰炸都要远远超过格尔尼卡轰炸。
法西斯德国在无差别轰炸上倒是不甘居于日本之后。日本开始重庆大轰炸几年之后，地球的另一端，另一个被称为“雾都”的城市——伦敦遭受了德国的无差别轰炸。其轰炸范围更扩大到了英国几乎所有的工业城市。
但是，若论无差别轰炸的提出和“理论构建”，日本可以说是始作俑者。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此时的侵华日军，已经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中华民族的浴血抵抗、中国广袤的国土纵深，已经让他们无力再发动数十万兵力规模的决战，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所谓的“一击制胜”、“三月亡华”都是蛇吞象的吹牛而已。
陆地上的大规模进攻无力为继，侵华日军亮出了早已打磨好的空中屠刀。
日军占领的机场，距离重庆已经不到1000公里。重庆被套在了日本轰炸机投弹的瞄准镜正中。
“雾都”的屏障
记者4月初到达重庆采访，仲春天气凉爽，时有小雨落下。几天中，天一直没有放晴，只是略有遗憾，早晨的薄雾若有若无，没能体会到著名的“雾都”景象。
对于雾，重庆人并无好感。可在抗战时期，浓雾却是笼罩山城的一层天然防空网，使日机无法肆虐空袭——那几乎是唯一可靠的防空屏障。
日本对重庆的第一次轰炸发生在1938年2月18日。9时18分，敌机飞过涪陵，重庆城内几十处报警站一同响起急促的报警声，全市行人车辆绝对禁止通行，热闹的山城顿时空寂。
18分钟后，日机在重庆东郊广阳坝上空投下了第一颗炸弹，又向机场、莲池湾无线电台、陈家小学堂院子等地连连投弹。顷刻间，弹片横飞、浓烟四起，惊叫哀鸣之声不绝于耳。
日军对重庆的第一次轰炸，仅出动了9架轰炸机。据事后推测，这些飞机应该是1937年刚刚投产的三菱96式陆上攻击机。它的航程达4400公里，是当时唯一能从日本占领区起飞轰炸重庆的机型。不过，这种飞机为了增大航程而牺牲了载弹量，每架飞机只能搭载800公斤炸弹，轰炸效果并不理想。
当时的重庆，防空设施、高炮阵地及防护避难设施等还在筹建当中，所幸日军的此次轰炸也是试探性的，才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失。
这之后，重庆平安度过了8个月。10月4日上午，低沉而持久的防空警报再次响起，重庆市区第二次遭受了轰炸。与前一次轰炸一样，此次轰炸也只是日军的试探性动作，规模小，时间短。不过，这时日军的轰炸已经不再需要超远距离奔袭。武汉的陷落，使日军有了最方便的空军基地，日军将原武汉万国赛马场和华商赛马场改建成以“W基地”为代号的空军基地，可停降200多架飞机，并由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少将指挥，完成一个半月的远程航空作战和轰炸训练，在长达5年半的轰炸中，“W基地”是日军轰炸重庆的主要基地。
这时候，给日军轰炸造成最大干扰的不是重庆的防空力量，恰恰是笼罩这座“雾都”的云雾。
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5月，是川渝地区的雾季，大雾弥漫，能见度低。轰炸机在云层之上，很难寻找到目标。有不少的炸弹被扔到了重庆郊区的农田水塘。这一时期，日军的轰炸带有训练性质，规模并不算大。他们在等待着重庆的大雾散去。
而国民政府也在紧锣密鼓地购入飞机、高射炮，挖掘防空洞。但是，防空与空袭的力量对比极不对称。
1939年初，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有一次重庆之行。那时“飞虎队”还没有成立，陈纳德的身份是国民党空军顾问。“飞虎队”成立于1941年，主要驻地在云南昆明，也并没有实际参与重庆的防空。
到达重庆的第一天，陈纳德就亲身经历了日军轰炸。他乘坐的船正行驶在嘉陵江上，日本的炸弹落了下来，所幸没有直接命中他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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